在现今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尤为突出。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农业历史的国家，解决三农问题仍然是党和的首要任务。农业，作为国家的基石，其基础地位的稳固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繁荣与稳定。农村生产力的提升，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改善，农村空心化等国情，都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解决。
城镇化是我国经济未来的增长点，而农业现代化则是新型城镇化的基石。在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进程中，我们必须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积极推动农业科技进步，加大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也势在必行，我们必须依法维护、保障农民的权益，有效地转移农村人口。
我们还需要处理好与市场的关系。在经济活动中应当扮演服务者的角色，而非干预者。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确保每个市场竞争主体都能平等、独立地参与竞争。当前金融危机后国家加强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容易导致“国进民退”的现象，资本与政治权力的结合可能会滋生权贵经济，扭曲市场机制，破坏社会公正。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必须完善法律法规，杜绝“权力寻租”，确保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的政策对商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战国时期的各种政策，中唐以来对海外贸易的鼓励以及官商分利政策的实行，明清时期商品货币经济的活跃，都反映了政策对商业的影响。封建统治者对工商业发展的限制和盘剥也破坏了工商业的正当经营，影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李悝的思想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他高度重视农业生产，通过"尽地力之教"和"平籴"法使魏国富强。他将工商业与农业对立起来的观点，虽然有其时代局限性，但也提醒我们要注意农业与工商业的协调发展。
李悝的“禁技巧”政策，其实背后蕴含着对“技巧”产品的限制与销售。从春秋时期人们农、工、商并重的思想，到李悝的经济政策和思想，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重农抑商政策的演变轨迹。
让我们深入理解这一政策的形成根源。
从经济根源来看，中国特殊的地理和经济条件为其形成提供了土壤。中国地处东北亚，是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内陆大国。土地广阔而肥沃，气候温和，使得通过种植采集就能轻易获取生活资料。公元前21世纪，黄河流域的夏部落使用木石器工具发展原始农业。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为“重农抑商”政策提供了客观的经济条件。中国属于小亚细亚生产方式，难以摆脱农耕生产方式的束缚。与之相适应，“重农抑商”政策的上层建筑在封建时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一定历史时期，这一政策基本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较好的生产关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从政治根源来看，中国特殊的政治制度是“重农抑商”政策形成的又一重要原因。封建中央集权专制制度下，一切财富资源都属于皇家所有。商业的发达必然会与国家争夺资源，这被视为是对皇家财富的盗取。任何有利润可图的工商业都会被收归官营，禁止私营，以保证国家对资源的垄断权。商业的发展会与农业争夺劳动力资源，威胁国家的农业基础。统治者们普遍认为，商业的过度发展会导致农田荒芜，粮食短缺，甚至有亡国的危险。他们主张抑制商业发展，鼓励农业生产。
从文化根源来看，中国特殊的文化因素也对“重农抑商”政策的形成产生了影响。古代中国社会是建立在自给自足和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东方农业国家，宗法社会是其重要特征。血缘关系在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其文化强调等级、秩序和和谐。商业经济的发展会导致两极分化，威胁小农社会的均平、停滞的生活。为了维持静态的文化秩序，“重农抑商”政策应运而生。
“重农抑商”政策的形成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都有其深刻的根源。这一政策在中国古代一定历史时期基本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较好的生产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