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黄历下的羊年结婚：一段关于长征与巾帼英雄的真实历史
按历史记载，八十多年前，我们的红军战士在党的领导下，以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意志，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完成了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其中，有一对夫妇，谭冠三将军与李光明女士，是这场伟大历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2022年，正值李光明女士诞辰100周年，我们不禁回想起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感受两位优秀党员的闪光人生。
李光明女士，四川通江人，1921年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从小便经历了生活的苦难，家庭破碎，改嫁他人后依然生活艰难。这样的生活并没有击垮她，反而激发了她内心的坚韧和勇气。1933年，她毅然参加了红军，成为四方面军的一名女兵。在随后的岁月里，她跟随部队完成了艰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并参与了“第二次长征”。
这位勇敢的女红军，是首批进入女兵中的佼佼者，也是唯一一位经历过两次长征的女红军。她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为创建新中国和建设新社会，长期驻扎边疆，为百万农奴和中国的壮丽事业奋斗了一生。她的壮举被誉为“巾帼英雄”。
为了纪念和平50周年，这位经历过两次长征的女兵心情无比激动。虽然因故患脑溢血瘫痪已三十年，但她仍然努力回忆那些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壮举。她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在她心中，那些牺牲的战友们永远活在她心中。当她被授予八一勋章、奖章以及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时，她深感责任重大，同时也为那些未能获得荣誉的战友们感到遗憾。
作为一个长征的亲身经历者，李光明女士回顾历史时心情激动。她说，长征精神已成为中华的宝贵精神财富，为世界所瞩目。而她自己的童年经历，虽然充满苦难，但也锻炼出了她坚韧不拔的性格。
今天，我们纪念这位伟大的女红军战士，不仅是为了回忆历史，更是为了激励自己。在她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坚韧、勇敢和无私的精神。这些精神，正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希望我们都能从这位巾帼英雄身上汲取力量，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
老黄历下的羊年结婚，不仅是一个普通的年份，更是一个充满历史回忆和英雄故事的年份。让我们共同纪念那些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贡献的英雄们，为他们的勇敢和牺牲而致敬。也让我们铭记历史，珍惜和平，为中华民族的未来而努力。在我年仅六岁的时候，家中遭遇了一场巨大的变故。母亲身患重病，卧床不起。当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心急如焚，想要立刻回家看看母亲。杨家却阻止了我回家的路。还是姐姐不懈地哀求，才终于被准许回去。当我与姐姐匆匆赶回家时，却只看到了母亲冰冷的身体，姐姐痛哭不已，我和弟弟却因为年纪太小还不知道哭泣，弟弟甚至闹着要吃奶。
家中一贫如洗，无法为母亲举办一场体面的葬礼。姐姐只好背负弟弟，牵着我，沿街乞讨，为母亲筹集丧葬的费用。善良的人们看到我们的可怜境况，纷纷解囊相助。我们用这些钱为母亲买了一口棺材，将母亲安葬。在送走了人世间唯一疼爱我的母亲后，我再次被送回到杨家的深渊，过着如牛马一般的生活。
在那个时候，我每天都盼望着天亮，期待着有人能从天而降，将我救出苦海。我仰望蓝天，心中充满了对红军的渴望。
终于，在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转战川陕边地区，开辟川陕根据地。我们所在的通江和瓦室铺也迎来了红军的队伍。在跳上村上街的红军后勤被服总厂中，我首次接触到了红军。起初，我因为杨家人的恐吓而对红军心存畏惧。但当我看到其他孩子与红军和睦相处，我逐渐消除了疑虑，勇敢地接近了他们。
红军战士对我们这些穷苦人家的孩子非常和气，关心我们的生活，宣传红军的理念。他们告诉我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了打倒土豪、分田地、求解放而来的。他们给我们提供食物和医疗帮助。这些经历让我萌发了强烈的愿望，一定要参加红军。
我的决定遭到了杨家的反对和威胁。他们恐吓我说红军是土匪，抓住小孩会杀了吃肉。我并没有被吓倒。我坚定地说：“我不怕！”后来有一次我病重昏迷不醒，杨家不闻不问，直到听说红军按户分配土地和财产才急忙找医生救治我。这次经历让我更加确信，只有红军才能救我们。
1933年初夏的一天，红军转移的消息传来，我知道我必须抓住机会加入他们。当我被杨家锁在家里时，我心急如焚。直到黄昏时分才被允许出门。我急忙奔向红军的方向追赶他们。虽然我追了一段路没有追上，但我并没有放弃希望。我继续寻找红军的踪迹直到天黑时终于遇到了四位红军女战士她们看到我后关切地询问我的情况并帮助我加入了红军队伍我从此开始了新的生活旅程
林月琴同志慧眼识珠，注意到了我工作时的专注与热情，了解到我从童养媳到革命者的苦难经历，对我寄予了深厚的关怀与爱护。她引领我走进红军的世界，让我在她的身边担任勤务工作。从她那里，我听到了许多关于红军的英勇事迹，也懂得了许多深刻的道理。更重要的是，林大姐还亲自教我识字，引领我走进文化的殿堂，并赐予我新的名字李光明。自从加入红军，我内心的世界仿佛被点亮，我真正感受到了生活的希望与光明！
在川北地区，红军经常与当地的军阀展开激战。每当战事起，我们工兵营和其他后勤单位都要转移到安全地带。我们工兵营常常向山里的寨子转移，有时在行军中与隔江对岸的敌人不期而遇，展开激烈的交火。有一次转移时，我在战斗中受伤，是林大姐亲自派人把我送到二分医院（沙溪嘴）治疗。伤愈后，我重回林月琴同志身边工作。为了培养我，林大姐还把我送到总总医院剧社担任宣传员，学习护理知识。虽然有一段时间我离开了林大姐，但在长征到达延安后我们重逢了。我在1934年底于二分医院加入了中国青年团，那时我才13岁。
红四方面军在川陕地区开辟根据地，与军阀展开殊死战斗，取得了粉碎敌军六路进攻的重大胜利。他们积极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红军队伍至八万余人。战事节节胜利，先是嘉陵之战胜利，接着横扫了嘉陵江和涪江之间的众多城镇。随后我们进军茂县、理县到达懋功地区。
红一方面军在1935年1月攻克遵义城后召开了重要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错误在党内的统治地位。在毛泽东的英明领导下，红一方面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进军云南、巧渡江、勇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等艰难险阻，最终在6月到达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这次会师粉碎了敌人消灭红军的狂妄计划，壮大了红军力量，鼓舞了胜利的信心，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两大主力会师后，两河口会议确定了共同北上、在川陕甘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会后，毛泽东同志率领红一方面军翻越无数雪山，历尽艰辛于松潘附近的毛尔盖停留了一个月。在那里，一面筹粮准备过草地，一面等待北上。最终决定兵分两路北上。右路军由党中央和毛主席率领，左路军则由其他领导带领。右路军穿过茫茫草地，向班佑、巴西等地前进。这是我第一次过草地时的经历。这段经历进一步坚定了我对党、红军的信念。然而当时党内的一些人竟然野心膨胀，自立为王并向南方进军。尽管多次指示他们只有北上才是出路但他们都置若罔闻执意南下经过两次过草地翻雪山历经艰辛才最终改变他们的错误决策转向北上。四方面军在道孚、炉霍等地辗转三个月后才被迫接受北上指示开始长征的最后一段路程。在长征途中红四方面军历经艰辛我作为其中的一员深深感受到了这种艰辛。
在红四方面军一年零七个月的长征和西渡黄河的前一段我一直随红四方面军行动从事文艺宣传工作、救护伤员工作及行军作战任务。宣传员的任务十分繁重不但要和其他战士一样背背包扛军还要在部队休息时放下背包进行各种宣传活动以鼓舞部队士气。长征途中战斗频繁救护伤病员的任务十分艰巨我和其他女红军战士一样年纪小体力差但大家仍然咬牙坚持完成任务。我们翻越的大雪山海拔高达六千多米严寒让人难以抵挡。在区我们还完成了纺线任务学会了织毛衣等技能来增强部队的御寒能力。许多女战士都是在那个时候学会织毛衣的。尽管如此部队的御寒能力仍然有限我们不得不采取其他措施来抵御严寒。
这段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了红军的艰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也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和决心为革命事业奋斗终身的信念更加坚定！长征路上，部队面临着风雪严寒、高山缺氧的严峻挑战，却依然顽强地向雪山前进。山脚下阳光明媚，然而随着海拔的升高，乌云翻滚，狂风呼啸，大雨倾盆而下。到达山顶时，大雪与鸡蛋大小的冰雹砸向战士们，给他们带来了难以忍受的剧痛。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一个脸盆成为了我的护身之宝，既用来遮雨挡雪，又陪伴我完成了长征。
许多战友因无法抵挡恶劣气候的侵袭而倒在了雪地里，永远无法醒来。当我翻过夹金山时，夜宿营时同伴的女战士因风雪而牺牲，那一夜的悲痛至今仍历历在目。她们只有19岁，连名字都未曾留下。下山途中，我们看到更多战友的遗体被埋在雪地中，心中无比沉痛。尽管下山比上山更加艰难，但我们依然战胜了困难，成功翻越了雪山。
接下来是过草地，这是一片荒凉之地，人迹罕至。草地之下水沟交错，泥泞不堪。沼泽遍地，溪流坑水恶臭难闻。天气的变化无常让人难以适应。忽而烈日炎炎，忽而风雪交加。午后时分，我们甚至无处躲避风雨，浑身湿透，冻得瑟瑟发抖。恶劣的自然条件使得许多体弱的红军战士牺牲在这片草地之中。
沼泽地里溪流坑水的水质恶劣不能饮用，但饥饿难耐的战士们不得不冒险饮用这些水，许多人因此腹痛难忍甚至失去生命。过草地最艰难的问题在于缺乏充足的粮食。为了生存，我们不得不挖野菜、草根来充饥，甚至把身上的皮带拿来煮着吃。许多同志因此患上可怕的腹泻和痢疾等疾病。即使吃一些看似可以食用的东西也难以消化，使人痛苦至极。
在草地上宿营时我们睡在泥泞的草地上，周围满是蚊虫和蛇类。许多同志被蛇咬伤甚至因此丧命。生理上的痛苦更是难以言表，许多女战士都患有妇科疾病。有些同志没能度过这些难关永远留在了这片茫茫草原之中。
在爬雪山、过草地的过程中我们还面临着人烟稀少的问题以及语言不通的挑战。我们红军初到民族地区时受到了当地族同胞的猜疑和敌视但通过耐心的宣传和实际行动我们逐渐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和支持。有些族同胞甚至主动为我们提供粮食和牲畜帮助我们度过了难关。当我们走出草地时大家欢腾起来跳啊、唱啊高兴极了！此刻我们真正感受到了胜利的不易和生命的可贵！在漫长的征途之后，我们再次相遇，却已无法从彼此的眼神中辨认出那熟悉的战友。长期的饥饿已经使我们变形，皮包骨头，破衣烂衫，彼此眼中的对方仿佛陌生人。当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时，激动的泪水证明了我们深深的情谊。我们感受到，是党和毛把我们从错误的路线中拯救出来，带向了正确的道路。
同志们深感，是红军的阶级友爱、官兵一致以及钢铁般的意志，让我们战胜了千难万险。我们对党的坚定信念和无限信赖，使我们在曲折的道路上迎来了胜利的曙光。我们发自心底地高呼：红军万岁！
走出草地，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只有东面的山岭为我们提供了一丝指引。我们的骑兵侦察部队在前开道，大部队则散开队形向前推进。在与马匪的交战中，我们顺势向山岭靠近。行走在羊肠小道上，下面便是悬崖峭壁，情势十分险峻。在紧急时刻，我们迅速滑滚到山底躲避敌人，趟着溪水继续前行。有时，我们还要牵着一起行动，躲避敌人的追击和轰炸。
夺取岷县县城后，我们继续北上到甘肃的会宁，与一方面军会师。随后，二方面军也到达会宁。1935年10月，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随后消灭了胡宗南部一个师，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为了实现党的战略计划，红四方面军在会宁进行了休整和部队整编。周子昆同志支持成立了第三个妇女独立团，团长是红军中著名的巾帼英雄张琴秋同志。整编时，我也被编入了这支特殊的部队。我们每天进行严格的训练，紧接着就是连续的行军和作战。10月底，我们渡过了黄河，但由于年纪小和身体原因，我渐渐掉了队。在大家的互相帮助和鼓励下，我咬牙忍痛追赶大部队。当我们赶到离黄河不远的地方时，我们借来一口锅，煮了一只羊准备补充体力。但突然有消息传来，西渡黄河的部队与敌人发生了冲突，渡口已被敌人占领，我们无法再过河了。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们非常着急，商量后决定继续北上去找红军和毛。我们抱着对党坚定不移的信念，开始了新的急行军。经过艰难的跋涉，我们终于找到了一支红军部队。
我们在云崖镇集结后，未能渡过黄河的女战士被送到云崖妇女学校进行整训和学习。每天的学习和生活都十分紧张而有序。在这里，我加入了中国。学习结业后，我们被分配到各个部队工作。我被分配到延安留守后方部剧社从事宣传工作。
在结识冠三同志的过程中，我进一步了解了党的历史和延安的地位。当时延安是全国有志青年和爱国人士心中的圣地。我们部和剧社的任务繁重，几乎每天都有演出和联欢活动。通过刘忠、伍兰英夫妇和李兆炳同志的介绍，我认识了谭冠三同志。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同志，早年在湖南从事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随同志上过井冈山。毛 在井冈山会师时就已经熟悉了谭冠三同志。
当时，山上的队伍日渐壮大，粮草问题成为了一大挑战。毛 找到了谭冠三同志，亲切地说：“听说你还是个教书先生。你是我的同行。你带领队伍上了井冈山，按照绿林的规矩，你就像是入了股。但在我们红军里，我们更注重的是信任和才能，而不是那些规矩。现在，我要找个有文化的同志来管粮草。冠三同志，你能不能胜任这个职务？”谭冠三同志欣然接受挑战，表示愿意为红军的粮食供应尽一份力。
于是，这位区农民赤卫队的表、苏维埃兼党团，欣然接受了毛的分配，成为红四军军需处的一名粮草官。他的性格刚强，处事果断，作战勇敢，深受官兵们的敬爱。他不仅擅长思想政治工作，而且多才多艺，会写一手好字，还会演奏笛子、胡琴、月琴、琵琶等乐器。他的文艺天赋为红军带来了欢乐和鼓舞。
在长征期间，谭冠三同志更是展现出了他的勇气和毅力。当毛命令他带领队伍去消灭一股骑兵时，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并在战斗中负了几处伤。毛亲自为他送上拐杖，勉励他坚持走出草地，完成长征。
到达延安后，谭冠三同志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西征战役，表现出色。西征战役结束后，他进入红军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他的俱乐部工作得到了毛的表扬，毛称赞他的笛子吹得好，能够吹出红军的喜悦之情。
谭冠三同志和李光明结婚后，先后生育了六个孩子。因战争环境的恶劣，两个孩子不幸离世。随着战争的推进，谭冠三同志被派往南方开辟新工作，李光明则带着几个孩子跟随他一起南下。在战争和建设的双重压力下，李光明不得不将几个孩子寄养在农民家里或送到学校住读，自己则进入河北省委党校学习，以提高文化素质。
1949年成都战役后，李光明接到总部的通知，要求她立即前往重庆二野报到。虽然她非常想念孩子们，但党的召唤就是命令，她必须舍小家为大家，强忍心酸，离开孩子们前往任务地点。她和十几位同志一起南下武汉，再乘轮船逆水而上到达重庆。
谭冠三和李光明的事迹，展现了红军官兵的坚定信念、无私奉献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他们的事迹将永远被铭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为理想而奋斗。他与他的战友们再次踏上了征程，即将奔赴乐山十八军军部。这次行动得到了扶廷修的指引，他透露冠三同志即将赴任十八治，准备接受党的命令前往乐山。到达乐山的时间已经很晚，扶廷修简单告别后离去，留下冠三同志回来与我相见。尽管快两年未见，他的消瘦和疲惫显而易见，但那双带着血丝的眼睛却透露出乐观和坚定。他询问了我近两年的情况，并对孩子们的安排表示满意。
在与他交谈中，我得知他参加西柏坡土地会议后的经历。他南下的报告被批准，到达豫皖苏区，面对刘邓大军胜利大别山的形势，他承担起创建新根据地的重任。期间他未能渡江，被派往汝南工委。成立豫皖苏八地委后，他担任地委兼八分区政委，参与并支援淮海战役。随着十八军的成立，他被调任治，率部参加渡江战役，历经十个月，途径八个省，数百次战斗。
当我们团聚时，我对部队和全局的情况并不了解，曾向他提出关于孩子们的安顿问题。他沉思后并未立即回答，但在我的追问下，他表达了他的想法。他强调，虽然我们现在可以在一起，但为了更好地完成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他和全军指战员接受了党的重要任务。进军的任务极其艰巨和意义重大，他们决定舍弃小家的牵挂，以他们的实际行动去感染和教育全军将士。他的这番话是发自内心的，表达了他对红军战士的职责和使命的坚定信念。我理解并支持他的决定。
随后，我被分配到十八军妇校任第三中队中队长，开始学习并做进军的各种准备。治部主任刘振国对我的态度表示赞赏，并提到冠三同志的坚定决心和态度。我深感荣幸，同时也感到责任重大。我们共同接受了进军的光荣任务，整装出征。
1950年3月4日，天空晴朗，红日高照，十八军在乐山举行了庄严隆重的进军誓师大会。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率领全军将士宣誓，为了完成祖国统一大业，驱逐侵略势力，拯救苦难中的民族，他们要发扬红军光荣传统，吃大苦、耐大劳，不怕艰难困苦，不怕牺牲，坚决完成进军任务。这一刻，我深感自己与冠三同志以及全体将士们一起，肩负着历史的重任，向着未知的前方勇往直前。进军誓师大会之后，我们的十八军踏上了征程，向被誉为“世界屋脊”的高原进发。整个部队士气高昂，积极备战，而我，虽已身怀有孕，但在冠三同志共同进军的决心感召下，坚决表示不能失信于众，即使面临再大的困难和危险，也要实践自己的诺言。
我被派到军部通信科担任报务工作，随军直机关从新津启程。我们的征途经过雅安、天全、泸定等地，翻越二郎山、折多山，进入高原。在甘孜进行了一段休整后，我们迎来了1951年5月23日与地方签定的和平协议，这是党的伟大胜利。
随后，我们继续向昌都进发。在进军过程中，我们翻越了海拔高达雀儿山、达马拉山、甲皮拉山。在雪域高原上，我们面临着空气稀薄、冰雪覆盖的恶劣环境。战士们背着沉重的武器装备和粮食，在凛冽的风雪中艰难前行。宿营时，我们只能在雪地上搭建帐篷，忍受着头痛胸闷、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痛苦。
在丁青宗驻扎时，我因工作过度劳累而遭遇难产。冠三同志闻讯后十分关切，但他仍在基层检查工作。他了解到我的情况后，嘱咐我要注意休息。面对前方的艰险道路和恶劣的自然条件，我坚定地表示要继续前行。我对冠三同志说，战争年代我们都能成功生育孩子，现在条件虽然艰苦，但比那时要好得多。我们不能因为遇到一点困难就退缩。
部队休整一周后再次出发。虽然身体仍然虚弱，但在同志们的关怀和照料下，我仍然坚定地随同部队前进。我们渡过了狂怒奔流的怒江，来到冷拉山这座大雪山。冷拉山的海拔高达6300米，山顶冰雪覆盖，空气稀薄。许多同志出现高山反应，但我们仍然坚持不懈地攀登。站在山顶，虽然严重缺氧、头昏眼花，但我们仍感叹景色的壮丽。下山时更为险峻，面对深渊我们无法欣赏美景。冠三同志指挥大家采用一种特殊的方法下山，虽然充满危险，但这是我们当时能找到的最好办法。最终我们用了两天时间才越过冷拉山。据统计，翻越这座山时因高寒缺氧而牺牲的有5人。
这次征程中，我们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但我们始终坚定信念，勇往直前。我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这次进军不仅是对自然环境的挑战，更是对我们意志和信念的考验。我们坚信，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勇往直前，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完成我们的任务。冷拉山顶的烈士与高原的壮举
与我一同穿越风雪行军的那位同志，不幸在冷拉山顶英勇牺牲。那是一幅生动而悲壮的画面，如同油画般定格在历史的记忆中。那是红征爬雪山的一段深刻历程。
历经千辛万苦，两千多公里的长途跋涉，十八军将士们以顽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翻越了无数高峻雪山，渡过急流险滩
